重回武漢
■本報記者??宰飛
“解封”半年后，武漢的大街小巷里，行人、汽車、燈火、各類買賣，處處可見。它恢復了過去的模樣。只是，對于極少數人，那些記憶還停留在“封城”時刻的人，今天的武漢卻陌生而反常。
今年二月初，我作為報社特派記者，在離漢通道關閉后進入疫情正吃緊的武漢。三月底，在武漢重啟對外交通前夕，我完成報道任務回到上海。一個多月里，我見慣了一座空城。
當時的武漢像是無聲的。我除了在醫院采訪、在餐廳取盒飯時會聽到別人說話，其他時間幾乎不聞人聲。至今不忘的，除了寂靜，只是大自然的聲響：黃鶴樓下長江水日夜拍打堤岸嘩嘩作響，二月里的那場狂風掀動門窗讓人一夜無眠，鳥雀在金銀潭醫院住院樓前的樹叢里鳴叫，東湖湖畔的村落里看門狗聽到院外的動靜不時吠叫。如果不是因為疫情，2020年初春的武漢倒像是陶淵明詩中的田園。
十月的一天，離開武漢半年多后，當我再次踏上這片土地，耳膜始終被人類活動制造的聲波沖擊著，讓我覺得這座城市處處陌生。首先是汽車喇叭，不論是在街道上，還是在房間里，嘟嘟的鳴笛讓人無處可逃。步行街附近的一小片空地上，廣場舞的旋律壓過了商家的叫賣。酒店隔壁，一家商場正在改建，機械撞擊聲穿過窗玻璃一陣陣傳來。還有武漢話——我半年前在武漢幾乎從未聽聞，現在卻不絕于耳的爽朗的方言。
城市的聲音無處不在，不斷洗刷著我的記憶，仿佛在說：這才是一個千萬人口大都市的原貌，這才是它的日常。
新生
朱超約了我下午四點在江漢關附近碰面，到了四點，卻發短信向我致歉，說要晚些才能到，因為堵在路上了。那天恰好下著小雨，本來就堵車的武漢更加堵了。不過，經歷了疫情期間足不出戶的70多天，武漢人對擁堵顯得十分寬容。“大城市哪個不堵，二三線城市才不堵。”到武漢的第一天，一位出租車司機這樣對我說。
朱超是上海三聯書店Readway武漢項目的負責人，他們正把江漢路地鐵站口的一座四層樓房改造成一家新型書店。現在，他們一面在整修建筑外立面，一面為書店項目招商。朱超剛剛去見了一位潛在客戶。
三聯Readway落戶江漢路步行街本是去年就計劃好的項目，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中斷了方案，直到前不久，項目才正式啟動。朱超說，這家三聯Readway的目標是“武漢青年文化商業第一站”，行業內的一些頭部品牌在書店一層必不可少。這些天，朱超和他的團隊穿梭于武漢各處，一天要見好幾撥品牌客戶。
不只是三聯Readway在忙，它所在的江漢路步行街整條街都在忙。這是一條百年商業街，2000年改造成步行街。它對于武漢，就像王府井對于北京，南京東路對于上海。國慶節前夕，江漢路完成改造開始試運營，以全新形象示人。十月一日，江漢路步行街區的游客量已經逼近去年同期。
步行街區管理部門卻把眼光放得更遠，他們知道，千里之外，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剛剛東擴到了外灘。相較之下，江漢路雖然更新了，但未來還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業態提升、品牌定位、歷史建筑的修繕。
武漢人對于這座城市的商業繁榮有著歷史溫情。1861年漢口開埠后，特別是1898年張之洞督鄂推行“湖北新政”后，漢口（武漢）迅速崛起為內地最大的外貿大埠。處于長江中游，漢口下接上海，它擔起上海—內地中轉的樞紐。在19、20世紀之交的40多年里，漢口身居中國外貿第二大港。這個時期，它作為中國內陸唯一的國際性城市，與上海一樣享有廣泛國際知名度，被稱為“東方芝加哥”。
“東方芝加哥”這個絢麗的名字背后，既有舊時商業鼎盛的榮耀，又有列強控制租界的屈辱。面對外資洋行紛紛進入武漢市場，民族資本主動應對開放格局。中日甲午戰爭后，武漢民營企業數量發展至120家，在全國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
由民族資本修建、意與洋人一逐高下的“爭氣樓”也在這期間豎立起來。江漢路鄱陽街口的四明銀行漢口分行大樓就是“爭氣樓”之一。大樓建于1936年，平面呈梯形，現代主義風格，是中國建筑師在武漢設計的第一座鋼混結構建筑。
如今，步行街區改造提升辦公室就在這座民國建筑里辦公。坐擁歷史，他們立志將現代商業、多元文化融入武漢舊有的城市風貌，就像引入三聯Readway，意圖打造“都市潮流文化策源地”。
武漢人自古以來對文明有異乎尋常的包容。他們接納了洋貨、洋行，也曾把近代科學、技術、文化逐步移植到城市建設、管理中。這種包容性源于武漢移民城市的特性，也源于它“九省通衢”的樞紐位置。大武漢、大上海，大，當然是指面積，也是在說視野，在中國以“大”字冠于市名前的并不多。
家國
十月中旬的一個清晨，我在武漢再次見到了87歲的“落日余暉老人”王欣。上次見他是在半年前，那時他感染新冠肺炎尚未痊愈，還躺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20病區的病床上。病中，他和中山醫院醫生劉凱一起看夕陽的照片被一位志愿者抓拍到，溫暖的畫面中蘊含的力量曾經感動了全中國人。
這回，在十月的武漢再次見到王欣時，他正和女兒于果站在一家酒店大堂。于果說，車停在地下車庫了，沒找著電梯，老爺子和她一起爬了兩層樓梯。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欣老人站著。以前，不管是在病房里，還是在視頻上，他不是躺著，就是坐著。我沒想到他能和女兒一起來和我重逢，更沒想到這次他竟是站著。我的記憶還停留在早春時節。
王欣對我的記憶似乎也留在了幾個月前，他說：“我看你穿防護服的樣子，還以為你很高。”很高，也許是防護服產生的錯覺，也許是他心里對所有醫務人員形象的高大化（雖然我當時穿防護服，卻并非醫務人員）。
闊別半年多，一見面還是聊起跟疫情有關的事。王欣說，兩天前受邀參加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專題展覽”的開幕式。剛一進館，就有記者認出了他，一大群人立刻在他身邊圍了好幾圈。“話筒都堵到嘴跟前了，”他女兒一面比畫一面說，“這陣仗從來沒見過，我們都嚇蒙了。”記者的問題一個接一個拋過來，有些問題老爺子回答了十多遍。后來，我看了不少媒體在專題展上拍攝的視頻，反復聽到老爺子說一句話：“感謝黨，感謝國家。”
“感謝黨，感謝國家”的話，我聽王欣老人說過多次，在病房里、視頻通話里、媒體報道上。這天，在疫情過后的十月，我們坐在酒店的大堂里暢聊別來情由，他又說起這句話，眼圈又紅了。女兒在一旁說：“又激動了。”反倒是說到自己病中苦痛時，他一直很淡然。
像王欣一樣，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是經歷了新冠疫情后很多人共同的認識。他們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到中國如何在短時間內控制疫情，政府如何不惜代價救治患者。他們也從新聞里看到，國外疫情如何蔓延，損失如何慘重。“此生有幸做中國人。”這是在武漢，另一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對我說的一句話。說話時，他也流淚了。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讓一個人感動。首先當然是情，愛情、親情、友情……那些柔軟、溫暖的情緒。此外，還有義——把個人追求置于偉大事業中，舍生取義、以身許國的家國情懷。
在這片發起過辛亥首義、見證過武漢會戰的土地上，家國情懷根植已久。109年前，革命黨人在武昌城外的中和門打響了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的第一槍。82年前，面對日軍進攻，這里唱響過“保衛大武漢”的歌聲。
2020年，與新冠疫情的斗爭再次激發了武漢人的這份家國情懷。那位康復后的武漢市民說：這次疫情我是病人，受到很多人的幫助，萬一以后國家再遭遇這樣的災難，我會想盡辦法去幫助別人。就像《查醫生援鄂日記》中所說：“這世上可能確實沒有超級英雄，不過是無數人都在發一分光，然后螢火匯成星河。”
如今，王欣老人又恢復了往日的作息：早晨八點起床，聽五分鐘手機新聞，出門吃早飯，回家練琴，下午在小區散步。偶爾，還出門會會我這樣的遠方來客。康復后，他不僅時時把“黨”掛在嘴邊，而且還掛在身上——和他對面坐了許久以后，我才發現，他的胸前別著一枚黨員徽章。
前路
我在武漢采訪期間，唐建明給我發來一張照片，拍的是一份榮譽證書：他在一項全國性演講比賽武漢賽區中獲得了一等獎。他演講的內容是患病期間遇到的那些光輝榜樣。做一個正能量的傳播者，這是他愈后新的人生方向。
唐建明是武漢冠捷科技的一位供應鏈管理師，也曾是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一月底，被初步診斷為疑似病例后，他在幾家醫院之間輾轉了25個小時，最終在武漢第三人民醫院找到一張病床。幾天后，武漢第一批方艙醫院開艙。因為他病癥較輕，醫生動員他轉院到方艙，把病床留給還在醫院門口等待的重癥患者。
他說，道理當然懂，但是關系到個人生死存亡，誰不想多一線生存的希望？在醫院病房里，生命就多一份保證。雖然是輕癥，但他也聽說過不少輕癥患者病情突然惡化的案例。況且，方艙醫院誰也沒見過，到底怎樣，誰也說不準。他記得對勸他轉院的醫生說：“我還年輕，活著還能為國家多做貢獻。”
但當醫生第二次來做他工作的時候，唐建明還是答應了。這就是武漢人，做起事說起話來，給人很聰明很強硬的感覺，而實際上大多數都頗厚道。
醫生交代完轉院事宜，離開病房，又轉身折回來，對唐建明說：“謝謝你，32床。”離開三院是在二月五日深夜，那一晚下著小雨，他看著醫院門口的高架路上空空蕩蕩，只有雨絲在路燈下反射著光，他想：武漢能挺過去嗎？我能挺過去嗎？
在轉院的急救車上，一位年長的病友已經拿著行李在等候。相互通報了姓名，長者叫蔡龍躍。談起為什么答應轉到方艙，蔡龍躍說：“我是黨員，應該把床位讓出來。”蔡龍躍干脆的答復、自己對于轉院的糾結，兩相比較，唐建明有些羞愧。同時，對“黨員”二字也有了第一手的認識。從此，唐建明一直稱蔡龍躍為“黨員大哥”。
唐建明和“黨員大哥”是第一批入駐方艙醫院的患者，也是第一批挺過來，從方艙醫院出院的患者。康復半年多后，他開玩笑說：“那次差點進了鬼門關，等下次真進了，閻王爺要問，‘這中間你有什么收獲嗎？做了什么有意義的事嗎？’我應該怎么回答？”
其實，他早已有了答案，就是宣傳身邊的那些榜樣：堅守崗位的武漢醫護、逆行而來的外地醫療隊員、主動讓出床位的“黨員大哥”……從方艙出院后不久，他就寫了文章《致上海“逆行者”：拜謝你們，為我們拼過命》，向上觀新聞投稿。九月他致信“湖北之聲”廣播電臺。十月他參加了一項全國性演講比賽。他說：“如果每個人都學榜樣做榜樣，何愁國家不能渡過難關？”
二三月間，我在武漢采訪，曾一次次駕車跨越長江，往返于兩岸的武漢三鎮各家醫院。那時候，江邊黃鶴樓上，景觀燈夜夜寂寞地亮著，卻無人登臨。當時我想，等疫情過了，黃鶴樓重開的時候，一定要登上樓頂，俯視大江兩岸。
十月，重訪江城，再渡長江，又想起了半年多前的愿望。但上網預約參觀時，卻發現，熱情的游客早已把近幾天的名額約滿。熱熱鬧鬧的武漢又回來了，不再是“此地空余黃鶴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