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這一重要論斷，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具有豐富的科學內涵，對于媒體在新聞實踐中如何把握正面宣傳與輿論監督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指導性。
第一，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具有相同的精神內涵。無論是正面宣傳，還是輿論監督，都要分清個別真實和總體真實，不僅要準確報道個體，更要從宏觀上反映事件的全貌。我國是一個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每天發生著大量事件，也必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聞媒體是社會輿論的發射器，也是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如果只看到黑暗、負面，看不到光明、正面，雖然報道的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但這是一種不完全的真實。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管這一葉、這一點確實存在，但從總體上看卻背離了真實性。（注1）
正面宣傳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始終堅持新聞的真實性原則，而不能根據愿望來表述事實，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傳，不能停留在喊空洞政治口號和套話上。不恰當的“正面宣傳”只會引起群眾的反感。同樣，輿論監督也要堅持真實性原則，不能為了批評而批評，抓住一點不及其余。
第二，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具有一致的出發點。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具有一致的出發點，即正確的政治立場。無論是正面宣傳還是輿論監督， 都要堅定站在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真實、正確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客觀、公正地報道事實和發表評論。
要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一方面要正確認識主流和支流、成績和問題、全局和局部的關系，集中反映社會健康向上的本質，客觀展示發展進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國改革發展蓬勃向上態勢相協調。另一方面，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通過正面宣傳激發全黨全社會團結奮進、攻堅克難的強大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堅持正面宣傳為主，不是說只能講正面，不能講負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聞媒體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注2）。由此可見，輿論監督也是為了解決問題，為了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與正面宣傳的出發點是完全一致的。
堅持正面宣傳為主與輿論監督相統一，要求媒體在新聞報道過程中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方法。看問題、寫文章、發議論，應從實際出發，不僅要想“怎么看”，更要想“怎么辦”，不僅要想“對不對”“該不該”，更要想“行不行”“能不能”。只有更多地想一想“怎么辦”的問題，才會充分認識到現實情況的復雜性，才會理解中央方針政策的正確性。
第三，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都應具有建設性。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都應該具有建設性，即承擔媒體的社會責任。傳播主旋律，弘揚正能量，為改革發展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促進社會的發展進步，這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職責，也是正面宣傳的應有之義。
輿論監督同樣要堅持建設性的原則。正確的輿論監督也是傳播主旋律，弘揚正能量，不僅僅是揭露矛盾，重要的是化解矛盾、促進問題的解決；不是為批評而批評、為監督而監督，而是做到監督中有引導，輿論監督的目的是為了改進黨和政府各項工作。這就決定了輿論監督應該從反面切入、正面出來，引出積極的結果，起到激濁揚清、匡扶正義的作用。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報》17版整版刊登了經濟類調查報道《這些成本最該降！——對兩省四市五十三家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調查》。文章一經發表，即引起廣泛關注。此文是一篇典型的監督性報道。正如此文“編者按”所說：“本版今天刊發這篇調查報道，期待能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切實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采取綜合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讓企業能輕裝上陣，攻堅克難。”文章的出發點充分體現了監督性報道的建設性力量，報道的效果也同樣印證了這一點。輿論監督不能等同于簡單的批評性報道，不是簡單的揭露、曝光，更不能就某些話題惡意炒作。輿論監督不僅僅是批評和問責，更多的應該是一種建設。這樣就會體現出對社會輿論的一種健康、正確的引導，與正面宣傳同樣具有積極意義。
第四，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具有一致的檢驗標準。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具有一致的檢驗標準，即效果檢驗。一方面，動機和效果是互相聯系的，一般來說，好的動機會獲得好的效果，好的效果大多是好的動機所致。另一方面，動機與效果有時也會分離，好動機不一定會得到好的效果。因此，新聞媒體在報道過程中，一定要注意效果和動機之間的關系，不能“好心辦壞事”。
新聞報道的所謂“正面負面”應以效果來衡量。在互聯網高度發達、輿論傳播多元化的今天，任何封堵輿論、掩蓋事實真相的行為是行不通的。人們無法通過主流媒體表達意見，就會尋找其他非主流傳播方式發表意見，以至于流言四起，混淆視聽，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壞事處理得好，批評有理、有利、有節，傳播效果就是正面的；好事傳播不好，因時機和方法把握不當，有時也會帶來負面效果。現實中就有很多看似正面的報道，實際上脫離了人民群眾的真實感受，傳播效果卻是負面的。新聞媒體肩負著疏導社會情緒的作用，疏導工作就需要通過媒體報道來反映人民群眾真正關心的問題。尤其是在社會矛盾多發、新媒體蓬勃發展的信息時代，媒體更要通過新聞報道所構成的擬態環境來增強人們的獲得感，而不是加劇其“相對剝奪感”。
有人把批評性報道、問題性報道稱為“負面報道”或“負面宣傳”，認為輿論監督是“抹黑”“添亂”，并以此為借口，千方百計壓制輿論監督。這其實是對輿論監督的曲解，實質是沒有看到輿論監督的正面效果。應充分認識到，影響黨和政府形象的并不是輿論監督，而是輿論監督揭露的問題本身。黨內腐敗現象、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各種損害人民利益的違法違紀行為，如果不進行公開揭露和批評，不加以糾正，就會渙散人心、加劇矛盾，最終影響黨的肌體健康和社會穩定發展。只有通過正確的輿論監督，對不正確的、落后的、消極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批評和揭露，才能明辨是非、扶正祛邪，產生正面效果、發揮正面作用。
注釋：
1.張明杰：《牢牢把握網上輿論工作主動權——學習習近平關于做好網上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黨的文獻》2017 年第 2 期
2.《習近平總書記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學習輔助材料》，學習出版社2016 年版，第 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