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輿論的監督權直接來源于憲法，我國憲法第27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這里所說的“人民的監督”自然包括輿論監督。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輿論監督的前提和基礎。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這里把包括輿論監督在內的批評建議權明確為公民的權利，并且明確了輿論監督的對象是“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憲法的上述規定為新聞工作者開展輿論監督提供了根本依據和基本保證。

　　在憲法的框架之下，其他法律法規對輿論監督進行了更為明確的規定。如1993年10月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6條第3款規定：“大眾傳播媒介應當做好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宣傳，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明確為輿論監督授權。第32條所列舉消費者協會履行的職能中包含“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評”，強調消協組織與新聞媒體協作搞好輿論監督。

　　除了憲法和法律，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也對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進行授權。國家新聞出版署1990年12月頒布的《報紙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報紙要“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這是輿論監督的提法最早在政府部門規章里面出現。2000年以后，地方法規紛紛為輿論監督授權。《浙江省黨內監督十項制度實施辦法（試行）》《廣州市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辦法》等省級、市級法規文件的先后出臺都對輿論監督的實施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就提倡在新聞媒體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全面揭露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是“輿論監督”首次正式被寫進黨的工作報告。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要重視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逐步完善監督機制，使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置于有效的監督之下。”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要“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結合起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強組織監督和民主監督，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在2003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輿論監督”被列為黨的十大監督制度之一，這是輿論監督制度化的重要標志。《條例》第三章對輿論監督進行了專門的規定，明確輿論監督的途徑有“內部反映或公開報道”，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應當重視和支持輿論監督”，新聞媒體“應當堅持黨性原則，遵守新聞紀律和職業道德，把握輿論監督的正確導向，注重輿論監督的社會效果”。對輿論監督作出如此詳盡的、系統的表述，把輿論監督制度作為十項黨內監督制度之一，明確輿論監督的制度威力，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200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這是關于規范輿論監督的標志性文件。《意見》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輿論監督工作，積極開展輿論監督，充分發揮輿論監督在統一思想、凝聚力量、促進改革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中的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一表述把輿論監督跟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并列，并且強調人民的監督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健全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機制，運用和規范互聯網監督。”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指出：“新聞媒體應當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堅持正確導向，加強輿論監督，對典型案例進行剖析，發揮警示作用。”這充分表明，我們黨對輿論監督的重視達到了新的高度。

　　從我黨早期延安整風時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聞媒體監督作用的進一步加強，從黨的十三大將“輿論監督”正式寫進黨的報告到將“輿論監督”列為黨的十大監督制度之一，從新聞發布制度到信息公開條例，我國的民主法治不斷完善，輿論監督渠道更加暢通和多元，我國輿論監督走過了一段不平常的歷程，但也必須看到，我國的輿論監督制度目前還沒有達到完善，需要不斷加以改進。

　　一是政府信息公開需要進一步推進。2003年“非典”事件以來，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程度不斷加強。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如今，新聞發布制度成為政府工作常態，政務微博微信不斷拉近政府與百姓之間的距離。政府的信息公開逐漸由被動向主動轉變。但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由于擔心負面新聞見報而拒絕采訪、掩蓋信息等現象，由此導致新聞記者履行采訪權、報道權得不到實現，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無法維護。事實證明，政府信息對民眾公開透明，更能得到人們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在信息時代全面來臨的今天，政府主動而自覺地接受媒體和公眾的監督，將有力促進我國的輿論監督制度建設。

　　二是媒體監督權利需要進一步保護。媒體記者進行輿論監督報道時，往往會遇到重重阻力和頻頻干擾。首先是采訪過程步履維艱，常常會遇到人為設置的阻礙，一些權力部門限制記者采訪，逃避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如2014年4月，某地一天舉辦兩個車展的奇怪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政府部門為何不按相關會展管理規定合理統籌安排？央視記者就此事前去主管部門采訪調查，卻被以“我們可以不給任何解釋”的蠻橫理由拒絕。其次是報道要面世也非常困難，尚未刊播，就有官員托人說情。最后是有些被曝光和監督的官員對記者進行打擊報復。這些干預手段都嚴重阻撓了新聞媒體正常履行輿論監督的職能，制約了輿論監督的良性發展。在開展輿論監督工作中，新聞工作者的采訪權、報道權、人身權等需要得到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有力維護。

　　三是媒體法律素養需要進一步提高。作為輿論監督的主體，新聞媒體自身的監督水平也影響著我國輿論監督的整體質量。新聞從業者職業素養不高將大大降低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一些媒體為了追求轟動效應，在缺乏深入調查分析的情況下就大肆報道；有些媒體報道中以揭黑、揭丑為主，少見具有正能量的新聞；少數媒體記者以權謀私，以監督報道為要挾索要封口費，或者通過不實報道惡意抹黑。這些不當行為都會嚴重損害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削弱輿論監督的作用。由此可見，媒體從業人員必須加強自身修養尤其是法律素養，明確自身權利和義務，首先規范自身行為，然后正確行使手中的輿論監督權利，使輿論監督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