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歷來重視文風，對文風的重要性進行過充分論述。在長期的報刊實踐中，他們也形成了自己的文風：不因明朗而虛飾，不因流暢而漂浮，不因活潑而故弄玄虛，不因優美而濫用詞語，不因權勢而缺乏犀利，在文風問題上做到了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客觀存在的事實和準確優美的描述相統一。歸納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倡導旗幟鮮明、尖銳潑辣、準確生動、通俗易懂的文風。

　　第一，寫文章、作演講要從實際需要出發。

　　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學說之時，馬克思就反對空話、大話，要求寫文章、作演講要從實際需要出發。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現實聯系異常密切，不論是理論性極強的《資本論》《反杜林論》等著作，還是其他探討當時社會問題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論猶太人問題》等文章，都體現了聯系社會問題的特點。

　　馬克思在主編《萊茵報》時就提出，要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說些漂亮話，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現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的知識。恩格斯也認為，一個黨如果熱衷于空洞的革命詞句，必然使黨的行動水平降低，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并且十分厭惡愛講空話、大話的人，對實事求是的文章和講話給予熱情的贊揚。

　　第二，旗幟鮮明、尖銳潑辣，理直氣壯地宣揚自己的觀點。

　　旗幟鮮明是馬克思主義文風的重要特征，是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尖銳潑辣、無所畏懼的戰斗精神的具體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開頭就莊嚴地宣告：“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并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于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頁。]結尾再次宣告：“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頁。]

　　1848年6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在德國科隆創辦了《新萊茵報》，旗幟鮮明地宣揚革命理論、主張，尖銳深刻地揭露反動統治，直接指導德國革命，支持巴黎工人起義和各國民族解放斗爭。1849年5月18日，馬克思在《〈新萊茵報〉被勒令停刊》一文中強調：“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隱瞞我們的觀點是多余的。”馬克思分析了《新萊茵報》被普魯士當局勒令停刊的過程，闡明《新萊茵報》一直是旗幟鮮明、尖銳潑辣、理直氣壯地宣揚自己的觀點，而普魯士反動當局則“用虛偽的詞句來掩飾恐怖手段”。兩者風格迥異的原因在于：《新萊茵報》理論上是正確的，政治上是正義的；而普魯士當局“理論上是膽怯的”，政治上是反動的。[朱國圣、林楓：《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3頁。]

　　第三，不拘一格、豐富多彩，內容和形式相統一。

　　馬克思認為，革命報刊的文風應當是不拘一格、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有利于探討和宣揚真理的。

　　1842年年初，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中，批駁了普魯士書報檢查令中關于“嚴肅和謙遜地探討真理”的規定。他說：“法律允許我寫作，但是不允許我用自己的風格去寫，我只能用另一種風格去寫！我有權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須使這種面貌具有一種指定的表情！……指定的表情只不過意味著‘強顏歡笑’而已。”在這篇文章里，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作為“精神個體性的形式”的文風問題。他尖銳地抨擊普魯士政府：“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頁。]他還指出：“對真理的探討本身應當是真實的，真實的探討就是擴展了的真理……難道探討的方式不應當隨著對象而改變嗎？當對象歡笑的時候，探討卻應當擺出嚴肅的樣子；當對象令人討厭的時候，探討卻應當是謙遜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頁。]

　　第四，倡導“言簡意賅，一語中的；生動具體，措辭鋒利；提倡創新，反對空談”的現代文風。

　　為改進自己的文風，恩格斯在一段時間內曾專門研究了現代文風。他認為：“現代風格包括了文風的全部優點：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同長長的、平鋪直敘的描寫相互交織；簡潔的語言同閃閃發光的形象和迸發出耀眼火花的妙語相互交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頁。]在另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又寫道，“現代風格生動具體，措辭鋒利，色調豐富，因而為每個青年作家自由發展各自的才能——不管是小溪還是大河——開辟了天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頁。]。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20周年紀念日，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寫了導言，認為這部著作表現出作者“驚人的才能，即在偉大歷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準確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后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并且寫得簡潔有力而又那樣尖銳鮮明，尤其是那樣真實，是后來關于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第五，題材十分適時，形式短小精悍，闡述精湛透辟。

　　列寧認為，黨報的編輯工作，要做到從第一行到最后一行的全部內容以及文風、語言和整個出版規格都要服從于黨的任務。選擇主題、論述主題、文字上的修飾，或者說是題目、寫法和修辭，是列寧談論寫作、評價稿件的3個重要方面。

　　1912年9月8日，列寧在《給〈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中，對阿·維提姆斯基在8月23日《真理報》上發表的文章《文明人和不純潔的心》表示祝賀，認為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文章的題材十分適時，形式短小精悍，闡述精湛透辟”[《列寧論報刊與新聞寫作》，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頁。]。

　　1913年6月下半月，列寧給弗·米·卡斯帕羅夫寫了一封信，就他為《啟蒙》雜志寫的一篇民族問題的文章發表了意見：“依我看，題目選得很好，論述得也很對，就是在辭章上下的功夫不夠。”[《列寧論報刊與新聞寫作》，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頁。]

　　1932年，列寧夫人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是黨的報刊的編輯和組織者》一文中，回憶列寧在《火星報》從事編輯工作的情景時說：“我記得，他們對每一個題目都要進行全面的討論。我還記得格·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在究竟選用什么題目的問題上往往反復討論，交換意見。為了把某個題目放在前面、某個題目放在最后，他們甚至爭論得很激烈。當《火星報》的編委們集合在一起（或者彼此通信）的時候，總是認真地討論每一個對宣傳共產主義有分量的題目。”[〔蘇〕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列寧是黨報的編輯者和組織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列寧在評價來稿時十分重視作者闡明主題的方法：說明問題的層次是否正確，說理是否有力、透徹，哪些材料應當先說，哪些東西應當加以特別注意，安排方法能否說明問題，文章或報道的調子是否合適。列寧評價來稿確定了幾條基本要求：一是作者明確的政治觀點和準確的理論判斷能力，二是選用的題目同黨的當前任務的有機聯系，三是論據的可靠性和邏輯性以及語言同文稿的性質和類型的協調性。此外，列寧嚴肅地批評了資產階級報刊的矯揉造作、夸夸其談和夸張虛構的行為。

　　第六，通俗易懂，廣泛使用生動的人民語言，為群眾寫作。

　　列寧十分提倡為群眾而寫作的文風，要求報紙廣泛地使用生動的人民語言，大膽吸收方言、諺語、俗語、形象比喻和人民群眾的其他口頭語，以利于揭示文稿的思想內容，使廣大讀者感到通俗易懂。1897年8月16日，列寧在從舒申斯克村流放所里寄給阿克雪里羅德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夠給工人寫作。”他說，我們共產黨人“應當善于用簡單、明了、群眾易懂的語言講話，堅決拋棄難懂的術語，外來語，背得爛熟的、現成的但是群眾還不懂、還不熟悉的口號”[《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頁。]。他為工人寫的《對工廠工人罰款法的解釋》、為農村貧民寫的《給農村貧民》的小冊子以及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文章，都很好體現了通俗化的文風。

　　1917年4月17日，列寧在《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對人民講話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列寧在修改工人稿件時，想方設法地保留原稿的思想、風格的特點，絕不使這種特色有所減弱和過于飾文。1901年秋，列寧嚴肅地批評了“為工人”辦的通俗讀物《自由》雜志，說它篡改了作者們的語言，是一份“十分糟糕的雜志”，“給人的印象是，從頭到尾似乎都是一個人寫的”。列寧還告訴作者，庸俗化和嘩眾取寵絕非通俗化，通俗作家應該引導讀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從最簡單的、眾所周知的材料出發，用簡單的推論或恰當的例子來說明從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結論，啟發肯動腦筋的讀者不斷地去思想更深一層的問題。[《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