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思維、價值觀：提高英語對外傳播有效性的三個層次
杜國東
【內容摘要】中國正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但還沒有形成與這種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話語體系。打造外向型、國際化的新型主流媒體，急需大量外語能力出眾、知識面廣、跨文化意識強、有敏銳判斷力的專業人才。中國的對外傳播以英語為語言工具的內容占很大比重。英語對外傳播本質上是國際話語權的爭奪。媒體機構積極提升英語對外傳播的水平，做到語言功底扎實、符合國外受眾思維方式和習慣、秉持正確的價值觀，有利于形成科學有效的對外傳播話語體系。
【關鍵詞】英語；對外報道；話語體系；文化趨同；親近性文本
中國對外傳播的內容和形式近年來有了顯著變化，不再局限于自上而下、單向度、灌輸式的模式。而對外傳播的內容中以英語為語言工具的占很大比重。英語對外傳播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長期性工程，總體來說有語言文字、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三個維度。其中語言文字水平是對外傳播取得成功的基礎；符合國外受眾思維方式和接受習慣是傳播有效性的關鍵；在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下，秉持正確的價值觀，選取合適的報道內容，提升判斷力和鑒別力，探尋新聞現象的本質，是對外傳播的高層次要求。
一、語言文字功底是對外傳播成功的基礎
就英語對外傳播從業人員而言，用英語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進行新聞和專題報道是工作的基本內容。用英語采訪、寫作、修改稿件是每天的工作常態。英語的語言功底，包括準確、簡潔、生動的表達能力以及嫻熟的翻譯技巧，是對從業人員的基本要求，直接反映了對外傳播群體的專業素養，決定了傳播有效性和媒體公信力。
（一）準確無誤
對外傳播是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的活動。英語對外傳播的準確性主要包括語言和事實兩個方面，用精準的語言向國外受眾呈現新聞事實和細節是必備的職業素養。從業人員應不斷錘煉語言運用能力，熟悉不同國家的社會和文化，使用原汁原味的英語。例如，從事對外時政報道需要了解中國國務院（The State Council）和美國國務院（The State Department）之間職責的不同，英國議會（Parliament）、日本議會（Diet）和以色列議會（Knesset）的用詞差異；對外經濟報道需要分清 economy measures 是節約措施，不是經濟措施（economic measures）；醫療衛生記者要掌握肥胖病專家（obesity specialist）和胖專家（obese specialist）的用詞區別。對外報道中，這類詞形相近、意義迥異的詞匯需要格外留意，仔細推敲，一字之差，極有可能造成嚴重錯誤。
對外傳播需要嚴格掌握中國的大政方針和相關規定，特別是涉及領土、宗教、民族等問題時需要高度重視，英語表達必須準確無誤，以免造成政治錯誤，給境外居心叵測的政客以可乘之機。涉及中國的一些專有名詞，尤其是和某些國家有領土爭議的地名，要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的英文拼音和譯法來處理。例如，中國大陸的正確表述是 Chinese mainland，不是 mainland China，后者經常見諸西方媒體，有“兩國論”之嫌。釣魚島的英文表述是 Diaoyu Islands，不是 Senkaku Islands，南沙群島是 Nansha Islands，不是 The Spratly Islands。臺灣問題一直是對外報道的重點，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等議題經常成為國際新聞熱點。臺灣問題的正確表述是 Taiwan question，并非 Taiwan issue。issue 一詞本身具有爭議、爭端的含義，臺灣無論從歷史上還是法理上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屬性沒有任何疑義。從事對外報道的記者和編輯需要在工作中養成一絲不茍的習慣，樹立高度的責任心，確保對外傳播機構的公信力和專業化水平。
（二）清晰易懂
中英兩種語言文化具有天然差異，對外傳播中對于中國特殊國情和民族特色的內容需要進行變通和解釋，讓國外受眾聽得懂、看得懂、能夠理解和接受，其中包括中國特有的政治體制術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中國傳統節日以及具有鮮明特色的民俗詞匯等。要用海外受眾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態來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對外傳播的有效性。英國作家費里克斯 ? 格林談到中國的對外傳播時說過，從事這項工作的每一個記者、翻譯和編輯都應該在寫字臺上放一個提示牌，上面寫著：“外國人不是中國人。”[1]外文局原局長段連城指出，“我們不可低估外國讀者或聽眾的智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國人對我國的了解水平”。[2]外宣專家沈蘇儒認為對外傳播中“寧愿認為他們可能不了解，而不要認為他們不可能不了解”。[3]要針對國外受眾需求對中文新聞內容進行信息采集、加工、編譯，添加必要的文化背景介紹，盡力呈現語言背后蘊含的意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過去五年的科技創新進行了闡述，其中包括“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天宮、蛟龍等熱點科技詞匯對中國相關科研工作者來說并不陌生，但是對普通外國受眾來說，他們中許多人對中國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有必要添加背景信息。黨的十九大報告英文版就做了相應變通，例如，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Tiangong-2 space lab，蛟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deep-sea manned submersible Jiaolong，500 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Tianyan，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悟空”：dark matter probe satellite Wukong，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quantum science satellite Mozi，以及 C919 大飛機：airliner C919。
對外傳播中，如果逐字逐句翻譯這些術語，外國受眾很可能不知所云，效果也會大打折扣。英語對外傳播有其特殊性，語言的轉換不是一般意義的翻譯，而是用受眾語言進行“再創造”。美國當代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A.Nida）認為翻譯即交流（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他提出“功能對等”理論（Functional Equivalence），強調翻譯時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對應，而應追求兩種語言功能上的對等，使譯文讀者獲得和原文讀者相似的心理感受。針對不同受眾，在對獨具中國特色的內容進行翻譯時，添加背景知識介紹，使譯文清晰易懂，才能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
（三）生動形象
《中國日報》曾發表一篇外籍專家撰寫的中國飲食文化變遷的文章，其生動的語言和獨特的視角令人耳目一新。導語以西方人對中國飲食的一種戲謔口吻開啟：“中國人的食譜包羅萬象：水里游的，只要不是潛水艇；天上飛的，只要不是飛機；地上四條腿的，只要不是桌子，中國人都吃。”作者進而探討了中西方飲食文化差異，中國人對食物的特殊感情，以及飲食在中國人情世故中所起的作用等。《〈華爾街日報〉是如何講故事的》一書中提道：我們忽視了一個所有讀者最普遍的要求，一個所有要求中最基本的要求：給我講一個故事，看在老天爺的分上，讓它有趣一點。[4]一個事件、一個人物是否值得對外報道，主要取決于能否引起國外受眾的興趣，有效的對外新聞，必須是他們感興趣的新聞。對外傳播要遵循忠實、平衡的原則，也要恰當運用一些修辭方法和寫作技巧，用形象思維來吸引讀者，增強藝術表現力，真正做到入耳、入腦、入心。與此同時，對外傳播也要杜絕一些空洞無物的美文，慎用感情色彩強烈的詞語，多用具體實詞。舉例來說，“九萬人參加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比“人山人海”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氣溫達到零下30攝氏度”比“冰天雪地”更加有血有肉、令人印象深刻；“觀眾起立鼓掌十分鐘”遠比“掌聲雷動”更有現場感和畫面感。
二、超越思維方式差異是提高對外傳播質量的關鍵
思維方式的差異是中外文化差異一個顯著特征，是跨文化傳播的一大挑戰，更是影響對外傳播效果的關鍵因素。了解中外思維方式差異對傳播的影響，改進對外傳播策略與技巧，有助于提高對外傳播的質量，加強文化軟實力，爭奪中國國際話語權。
（一）正視思維方式差異
所謂思維方式，是指頭腦對進入大腦的種種信息進行思考，并加以編排處理的過程。[5]思維方式是溝通文化和語言的橋梁。要做好對外傳播，需要的不僅是語言之間的轉換，更需要思維方式的轉變。思維方式的差異本質上是文化差異。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區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并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從地理和文化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為東方和西方兩大區域，屬于兩大不同的文化體系，因而形成了兩大類型的思維方式。[6]由于地理環境、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政治體制等方面的差異，對外傳播從業人員需要潛心研究外國文化和外國人的思維模式，發現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細微差異，努力跨越文化鴻溝，促進跨文化交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所強調的，我們要在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上下功夫，在樂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讓更多國外受眾聽得懂、聽得進、聽得明白，不斷提升對外傳播效果。[7]
筆者曾長期在《中國日報》做時政要聞版面編輯。在某年國慶節前夕，攝影部推薦一組武警戰士為了迎接國慶節刻苦訓練的照片，展現了武警戰士為了加強軍姿，身背木制十字架，在烈日下揮汗如雨。按照流程，編輯在寫好圖說后發給當班的外籍專家審閱。外籍專家對圖片內容提出了質疑。身背十字架對歐美國家軍人來說非常忌諱，它暗含了死亡的意味，這組照片最終被撤下，避免了可能引起的跨文化沖突和誤解。記者和編輯在實際工作中經常遇到此類案例，這就需要不斷提升跨文化意識，加強受眾分析，提升對外傳播有效性。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朱穆之指出：對外報道要“知己知彼，以我為主；有的放矢，放矢中的”。[8]所謂知己，即清楚自己想要表達什么，想要達到哪些預期效果。知彼，就是清楚對方想知道什么，了解對方的思維習慣。
（二）利用文化趨同現象
英國文化學者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對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9]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語言是文化表達、傳播、溝通、傳承最重要的載體，而文化則推動了語言的不斷發展。不同文化之間能夠交流互鑒，很大程度上因為不同語言之間存在文化趨同現象，這也是對外傳播能夠有效影響受眾的前提。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認為，若要有效溝通，雙方儲存的經驗必須有若干共同的地方，即共同經驗范圍。[10]在文化變遷中，地理上不相鄰的民族之文化及其特征，未經傳播或實際接觸而達到某種程度相似或相同的現象被稱為文化趨同。不同國家或民族的文化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一直處于動態的變化中，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于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11]對外傳播應盡量利用中英兩種語言的文化趨同，拉近與受眾群體的心理距離，加深理解和認同，減少文化誤讀。
對外傳播中經常需要用國外已知的信息來詮釋中國特色的內容，或者用英語國家讀者所熟悉的事物、概念來解讀中國的文化現象。比如，把楊瀾比作“中國的奧普拉”，把麥家稱為“中國的約翰·勒卡雷”，把《梁山伯與祝英臺》類比為“中國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筆者曾在《中國日報》文化版刊發一篇對劉德華的專訪，其中一句話是：“在當今娛樂圈，無休止的競爭、挑剔的粉絲，已經司空見慣，劉德華早已從‘15分鐘名氣’中生存下來，成為一棵常青樹，吸引了不同年齡段的忠實擁躉。”“15分鐘名氣”（15 minutes of fame）這一表述最早出自美國藝術家安迪·沃霍爾之口，指個人通過媒體制造的短暫知名度，也稱為“轉瞬即逝的名氣”，意思是在信息更迭極快的時代，想要出名并不困難，但是要保持長久的知名度就不那么容易了。筆者用這一歐美國家耳熟能詳的說法來說明劉德華從藝幾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目的是增強稿件的畫面感和親切感，拉近同國外受眾的心理距離。對外傳播中的文化趨同需要尋找不同文化間的共性，考慮到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習慣，在保持自身文化獨特性的同時，照顧讀者對異域文化的好奇心和新鮮感，在共性和個性中找到平衡。
（三）創新親近性文本
文化差異無所不在，難以消弭，作為歷史和文化沉淀的結果，往往比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差異更為深刻。正如荷蘭學者霍夫斯泰德所言：文化是我們思想中集體的、能夠把一類人與另一類人區別開來的集體程序。[12]由于中英語言文化之間天然的差異性，記者和編輯需要針對不同國家受眾的實際需求和接受特點，提供更多喜聞樂見的文字和內容。學者楊保軍提出，實現跨文化有效傳播的基礎是創制“親近性文本”（intimacy text）。親近性文本強調修辭性的文本表達，即將一種語言轉化為對方能夠理解并認同的話語表達方式，使其首先作用于對方的情感領域，通過情感認同過渡到理性認同。[13]基于相似情感體驗喚起的“共同情感”成為人類保持可溝通性的有效介質，同時為共同體形態的凝結提供潛在動力。[14]對外傳播的親近性不僅指地理環境的親近性，還包括思想感情的親近性。而后者能喚起受眾的共情，往往成為跨文化傳播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自 2019 年下半年以來，李子柒的美食視頻走紅海外，把中國傳統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呈現出來，讓身處喧囂的都市人找到心靈寄托和歸屬感，實現了田園風情和美食的融合。美食對不同國家的受眾具有相通的美學意義，是能夠被世界各地觀眾共同認可的文化符號。可見，打造一個親近性文本，與國外受眾在文化和價值層面進行交流對話，是對外傳播取得成功的關鍵。
以往的對外傳播中，我們所講的中國故事，彰顯了強烈的國家和民族敘事傾向。而西方受眾則更傾向于接受日常化、個人化、自然流淌的故事。[15]親近性文本首先指向故事化敘事理念。講故事是一種比較普遍的信息傳遞策略，能夠跨越一切文化壁壘，是全球普遍共享的一種話語理念。[16]對外傳播不能套用內宣的語態和表達，需要釋放符號的張力，用國際通行的“碼本”來進行內容“編碼”，不斷豐富故事化敘事手段。要用目標受眾的話語邏輯進行傳播，通過外國受眾樂于接受的人性化故事來傳遞信息和價值。
三、秉持正確的價值觀是對外傳播有效性的保證
對外傳播除了語言文化等方面的要求外，還需要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能夠對新聞事件的是非曲直、發展脈絡、輿論走向有正確的預判。在全球化傳播時代，國際新聞和國內新聞的邊界日益模糊，呈現“國際報道國內化”“國內報道國際化”的趨勢。[17]對外傳播從業人員要站穩國家立場，有國內問題的國際意識，能夠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中去偽存真，撥開云霧見月明。
（一）符合全球共享價值觀
價值觀是有關價值（value）的信念和理想，是不同文化在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相對穩定、包含情感和認知成分的觀念集合。[18]對外傳播活動中，由于中外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差別巨大，同一個語言符號傳遞給國外受眾，解碼后的認知有時會南轅北轍，形成文化干擾。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時，一些封建糟粕和過時觀點如“郭巨埋兒”“臥冰求鯉”等傳統孝道極易引發誤解甚至猜忌。每個社會的文化都有其獨特之處，是其他社會沒有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的各種組合。[19]對外闡述中國文化，需要挖掘傳統文化背后能夠被世界各國受眾所接受的共同價值和精神內核。只有價值觀相通，才能帶來感情上的相惜和心靈上的慰藉，并超越利益之爭。對外傳播要弘揚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20]
“世界價值觀調查組織”（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一項覆蓋65個國家和世界上75%人口的調查數據表明，雖然全球化改變了很多文化的形態，但是各個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卻從未改變。[21]對外傳播應挖掘當今各國民眾都接受和追求的價值觀——共享價值觀，[22]包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精神內核，利用全球廣泛接受的理念來建構和傳播中國的影響力，爭取國際社會更多的理解和認同。
（二）提升對外新聞報道的判斷力
對外英語報道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國際議題設置能力、國際輿情引導力以及話語傳播能力，其中對新聞價值的取舍和判斷尤為重要。新聞判斷力是媒體記者和編輯在選題時遇到的首要問題，也被稱為“新聞鼻”或者“新聞嗅覺”。新聞敏感性使媒體人能夠在紛繁復雜的事件中提煉新聞價值，挖掘新聞線索，捕捉新聞細節，并迅速做出自己的判斷。新聞判斷力涉及選題、報道角度和深度，是衡量記者和編輯新聞素養和專業能力的重要標準，其中包括獨家的采訪報道、獨立的思考能力、獨特的報道角度、獨到的分析見解。在國際風云跌宕起伏、國際關系變幻莫測的當下，對外報道首先要具備高度的政治意識和責任感，能夠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衡量和判斷新聞事件是否適合對外報道，從何角度進行報道，并對可能引發的國際輿論及傳播效果做出準確預判。在對外報道內容的選擇上，對可能引起誤解甚至敵意的敏感內容進行甄別并變通處理，牢牢掌握主動權，以免授人以柄。[23]
筆者現供職的《中國新聞周刊》英文版在 2018年8月圖片報道欄目中收到美術編輯推薦的一組圖片，內容是關于江蘇大學來自加納、孟加拉國、尼日利亞、馬拉維等國的留學生走進鎮江市金山街道楊家門社區，與居民一起吃西瓜“啃秋”，共同體驗我國“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傳統民俗。這組圖片被國內媒體廣泛采用，但是如果刊登在對外媒體，就要格外注意其中涉及的習俗與禁忌。在美國文化中，請黑人吃西瓜是一種強烈的文化符號。在南北戰爭末期，南部很多州的黑人奴隸獲得自由后，通過種植和販賣西瓜來維持生計，在戰時宣傳里，西瓜甚至成了一種“自由”的象征。而南方農場主為了反對廢除奴隸制度，不遺余力宣揚西瓜營養價值低，容易種植，而黑人以種植西瓜為生則被套上“懶惰”“墮落”的標簽，并在宣傳海報里大肆丑化黑人形象。時至今日，請黑人吃西瓜已經成為美國社會一個話語禁忌。此組照片最終被棄用。在對外報道中，涉及民族、宗教等內容時應格外留意，編輯在做選題時，要有深厚的知識儲備和敏銳的跨文化意識，具備一雙慧眼，明察秋毫，從中國立場出發，不斷提升對內容的把控能力。
（責任編輯：林凌）
作者簡介：杜國東，《中國新聞周刊》英文部編輯、浙江大學卓越記者駐校計劃訪問學者、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兼任專家。
注釋：
[1] 汪仁霖：《談談對外新聞寫作》，載劉洪潮主編《怎樣做對外宣傳報道》，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6頁。
[2] 段連城：《對外傳播學初探》（增訂版），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3] 沈蘇儒：《對外報道教程》（增訂版），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第101頁。
[4] 黎信：《英語對外報道指南》，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年，第147頁。
[5] 關世杰：《國際傳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7頁。
[6] 連淑能：《英漢對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6頁。
[7] 習近平：《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8] 朱穆之：《對于十七大后對外宣傳的一些想法》，《對外傳播》2008年第2期。
[9] 【英】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連樹聲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1頁。
[10]【美】威爾伯?施拉姆等：《傳播學概論》，陳亮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47頁。
[11]【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第57頁。
[12]【英】理查德?劉易斯：《文化的沖突與共融》，關世杰主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7頁。
[13] 楊保軍：《創制親近性文本：跨文化有效傳播的重要基礎》，《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6期。
[14] 徐明華：《國際傳播的理論、方法與展望》，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1頁。
[15] 張毓強、黃珊：《中國：何以“故事”以及如何“故事”——關于新時代的中國與中國故事的對話》，《對外傳播》2019年第3期。
[16] 張立潮：《打造對外傳播的“親近性文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7月2日。
[17] 劉笑盈：《國際新聞學：本體、方法和功能》，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0年，第309頁。
[18] 孫英春：《跨文化傳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7頁。
[19] 段連城：《對外傳播學初探》（增訂版），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20] 陳來：《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光明日報》2017年3月20日。
[21] 轉引自吳飛：《國際傳播中的十大關系分析》，《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22] 關世杰：《中國核心價值觀的世界共享性初探》，《國際傳播》2019年第6期。
[23]?程曼麗：《西方國家對中國形象認知變化的辯證關系》，《對外傳播》2021年第3期。
